在企业微观层次上，根据政策需要压缩关闭的很多小企业和落后产能没有及时关闭和拆迁，并且出现了正反两种现象。

　　一是好的现象。一些小企业采取了以循环经济模式为基础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措施，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污染物排放。例如，在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和资源价格上涨的成本压力下，一些使用小高炉和小转炉生产的钢铁企业，针对350-550立方米高炉焦炭消耗高和污染排放高的问题，引进了高炉炉顶余压发电新技术，实施了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全部回收发电、废水回收循环利用（实现了零排放、甚至负排放）、高炉渣制水泥、钢渣分级回收入转炉和微粉制水泥、各种固体废弃物综合回收再利用等循环经济模式，加强了二次除尘，大大降低了吨钢综合能耗和污染排放，实现了清洁生产。其结果是，循环经济模式降低了单套装置的最小经济规模，降低了吨钢综合能耗，实现了增产减排，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这正是多年来我们一直期盼的结果。

　　二是不好的现象。一些小企业在当地政府的默认下，以各种名义规避中央政府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千方百计继续生产。这需要中央政府引起高度重视，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业绩的考核，以便切实把落后产能压下去，实现污染的减排。

　　上述新现象产生的直接结果是，重化工产业没有因为“扶大压小”而放慢增长速度，反而通过“扶大”而扩大了产能，拉动了整体经济加速增长。

　　事实上，这些新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如果中央政府继续加大环境规制和执法力度，把“扶大压下”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政策真正全面落实到位，中国的重化工产业将会在循环经济模式下的重新整合中升级，最终将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能源效率提高和污染排放下降的目标。

　　（三）“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分析

　　1、实现节能目标的可能性。

　　根据我们运用3E模型（经济、能源与环境模型）对中国“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预测结果，通过广泛采取节能措施和提高管理水平，“十一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速度，有可能从2001-2005年的10.5%降低到5.4%，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降低到0.56，比“十五”期间的1.1下降近50%。即使如此，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也将只能比2005年降低17.35%[5]。因此，要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还必须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这要求采取进一步措施，加速重化工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加大技术节能力度，真正挖掘第三产业发展潜力，进一步放松对一些服务业的控制，加速发展第三产业（而不是人为压缩第二产业）。如果第二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取得更大进展，第三产业真正获得期望的增长，完成2010年的节能目标是可能的。

　　2、实现污染减排目标的可能性

　　与能耗指标不同的是，环境污染排放指标能否实现，不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取决于循环经济发展程度和治理污染投资能否到位。因为在技术上，使污染排放总量降低10%并不缺乏手段，关键问题是执法要到位，迫使企业真正把降低污染排放落到实处。根据3E模型预测数据，到2010年：废水中主要污染物COD去除量必须达到2464万吨；SO2去除量必须达到2291万吨。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占各年GDP约1%的投资治理废水和二氧化硫(含污染治理和运行费用)。如果加上其他环保投入（如，处理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核安全与辐射、危险废弃物等）和生态保护与恢复所需费用，完成2010年的环境目标需要的环保总投入占同期GDP的比例将高于1.60%的预定目标[6]。如果全国环境保护总投资强度和循环经济投资强度能够满足需要，则污染减排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三、几点政策建议

　　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治理都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必须用经济手段去解决。违背经济规律，过分强调行政的力量，不是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因此，实现“十一五”节能环保约束性目标，不应仅仅关注近期效果，更应考虑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应该明确区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不同经济性质，认真对待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方面的不同利益追求，才能使政策的目标与各自利益相一致。

　　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如果节能不能实现利润的增加，企业就没有节能的内在动力。因此，如果政府把节能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就应该利用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征，通过政策调整，使企业节能获得利润的增加或不节能就会增加成本。例如设立能源消费税，或通过价格管制提高能源供给价格。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就业压力很大，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还在日渐扩大，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政府不应把发展政策过度地聚焦于能耗控制而忽略了其他战略目标。

　　污染减排则不同。减少污染排放是企业外部性问题。改善环境会增加社会福利，但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企业通过污染减排降低成本。在逻辑上只有排放污染物具有较高的成本，减少排放才能降低成本。因此，制定有偿的污染排放政策，并认真执行，才是污染减排的根本途径。

　　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污染免费排放到污染高价排放，改变了企业生产的边界条件，在社会经济系统内加入了新的成本要素，这必然会使得经济“总成本”提高，使得价格总水平上升，必须动员全社会理解和承受这一后果，并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来减轻低收入群体因环境成本的加入而带来的生活压力。尽管技术进步有时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减少污染排放，但是，技术进步本身也需要投资，大多数情况下，减少污染物排放都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产品价格上升。

　　上述分析表明，我们必须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市场竞争，并制定相互配套的节能减排政策体系，才能真正建立长效的节能减排市场运行机制，而不是过分强调节能减排的短期目标和业绩。国务院已经于2007年6月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了43项具体政策措施，涵盖了结构调整，加大行政管理力度，实施节能环保重点工程，加强节能减排投入，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加快建立节能技术服务体系，推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深化循环经济试点，加强节能减排技术标准建设和监督管理体系，加大税收、投融资、价格收费等的经济调控手段的改革力度，加强立法管理和宣传等等诸多方面。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很多制度和体制方面的障碍，为了使这些政策措施能够落到实处，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与之相配套的体制改革。

　　2、重新构建国民经济的成本价格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指挥棒。各种经济政策，如果不是通过成本价格机制发生作用，就不会产生长期效果。成本价格机制是在一定制度和政策框架内形成并运行的。因此，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可以重新构建有利于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成本—价格体系，例如，通过增加能源资源税和消费税的制度创新，可以提高能源成本在企业产品成本中的比重，促使企业主动节能。提高污染物排放收费标准，可以增加环境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比例，从而使得减少污染排放成为降低成本的途径。

　　成本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是中国目前节能减排进展缓慢的最大原因之一。核心问题是，我们的成本与价格形成机制中，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通货膨胀恐惧症。很多权威的经济学家甚至把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稀缺程度越高的物品价格就会越高——遗忘了。他们既希望享受良好的生态环境，又不愿意为降低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保护付出成本，不愿意接受因为改善环境而引起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客观后果。这是很危险的。根据我们的研究[7]，如果适度提高资源税、能源税和环境税，就能收到比较好的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效果。因此，建议在经过科学的定量测算基础上，加快我国资源和能源税体系的改革，加速矿产资源和环境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